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杨永恒（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董 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用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战略和规划工作，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提出厦门15年发展蓝图、福州“3820”战略工程和浙江“八八战略”等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亲自主持设计了一系列事关长远的重大战略和规划，并对相关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关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指出，各级党政“一把手”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政治立场是做好发展战略工作的首要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的根本政治立场，是做好发展战略谋划的基点。厦门15年发展蓝图、福州“3820”战略工程、浙江“八八战略”，都着眼于人民群众切实需要，无论是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还是生态环保、发展民生社会事业，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谋划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贯彻落实到各个领域的顶层设计中，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推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显著增强。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长期发展?；诙跃梅⒄剐鲁Ｌ目蒲а信泻投孕率贝⒄谷挝竦那罢澳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体现的是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包容性增长，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认识。新发展理念不仅成为“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发展的指导理念，也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充分彰显了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新征程上，要更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坚持洞察大势、谋划长远的前瞻性思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把握先机，就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主动适应并引领未来的变化。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强调“搞经济，搞大农业，都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从时间上看得远一些，从空间上看得宽一些”。厦门15年发展蓝图、福州“3820”战略工程、浙江“八八战略”，都是顺应时代潮流、洞察发展大势、立足大局谋划一域长远发展的生动实践，对当地发展产生了全局性、根本性、长久性的作用。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决定了发展任务的长远性，不能囿于短期目标和短期问题，要多用长远思维和前瞻眼光进行思考和决策，多往前看几步，多谋划一些中长期事情。只有做到观察问题的视野更宽、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广、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多，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自信，用战略的稳定性和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与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清晰地勾勒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方向和实践步骤，呈现出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发展脉络，引领着高质量推进现代化的新征程。
坚持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的系统辩证观。中华文化崇尚“和”，注重“协调”“平衡”“和谐”，这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全面性和综合性是发展战略的本质特征之一，坚持系统观念是发展战略谋划的重要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坚持系统观、整体观的集中体现。抓住主要矛盾是谋划发展战略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推进中心工作、带动全局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面临着许多矛盾，客观上也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平衡好其他矛盾。从“三步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每个五年规划（计划），都是在解决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基于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重要论断，要求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我们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的关系，“既要以目标为着眼点，在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以增强方向感、计划性；又要以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以增强精准性、实效性”。发展战略既要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和目标，也要围绕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制约目标实现的瓶颈性难题，提出解决思路和具体举措。是否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也是衡量发展战略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无论是厦门、福州、浙江的实践，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都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鲜明特点，锚定既定的战略目标，围绕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入剖析发展基础条件，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路径和务实举措，奔着问题去、向着难处攻，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中实现既定战略目标。例如，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为如期实现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形成战略与规划有机衔接、有序推进的发展蓝图。发展战略的生命力在于对长远目标的长期坚持，不求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棒接着一棒跑，形成接力效应。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是接续推进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每个五年规划（计划）都是在分阶段落实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锚定长远战略目标提出未来五年发展目标，指引政府、市场、社会和全体人民朝着长远目标不断奋进。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由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二十大明确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四五”至“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锚定的就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然后再用“十七五”至“十九五”三个五年规划达成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践行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编制好战略和规划，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深入基层、走好群众路线，把基本情况摸清楚，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同时也要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让包括党政部门、专家学者、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有序参与议题设置、目标设定、方案设计等各阶段各环节，就发展环境、发展目标、战略思路、关键问题、重点任务等表达意见和建议，在汲取各方智慧的同时增进各界对战略和规划的理解。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鲜明提出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规划编制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并先后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科学家座谈会等7次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制定“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还开展网上征求意见，收到留言100多万条，通过对公众留言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对建议稿增写、改写、精简文字共计366处，成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构建科学合理、权责清晰的战略实施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战略实施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果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脱节，再好的蓝图也只是过眼云烟，也会降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健全战略实施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和实施责任，是确保战略部署变为美好现实的关键。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战略规划实施机制。“十四五”规划从落实规划实施责任、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强化政策协同保障等方面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建立了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政策保障、考核监督机制，要求将规划实施情况纳入各有关部门、地方领导班子和干部评价体系，强化了规划权威性和严肃性。实施战略也是一个过程，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响应，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以占据主动和先机。“十四五”规划也明确对规划的动态调整和修订作出了制度性安排。为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这就需要实现战略制定和实施全周期各环节更紧密的衔接，确保战略导向的一致性和战略实施的稳定性、连续性。
秉持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动全球发展、稳定国际局势、守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发展战略谋划不仅要立足国内，还要放眼世界，既要深刻把握全球形势变化，也要预判中国未来发展战略对全球的影响。比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既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超强供给能力优势，增强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又发挥好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作用，从供需两端更好融入全球发展格局，使中国持续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三大全球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具体举措和理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全球共识，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具有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目标与路径、国内和国际的统一，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和实践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所体现的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和世界眼光，可以帮助我们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洞悉趋势、把握当下，以科学的战略谋划、精准的战略布局赢得战略主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必须学以致用，指导实践，特别是指导好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的谋划与实施。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编制的谋划之年，这就需要各部门、各地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为指导，集中精力抓好“十四五”规划收官阶段的重点和难点工作，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同时，要前瞻研判“十五五”时期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社情，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集群策、汇众智、凝人心，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以及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和重大工程项目，确保编制出一个科学可行、务实管用的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需要认真进行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将继续引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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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许勤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生态环境攸关人类存续，生态文明攸关人类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强调“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这一过程中，绿色“一带一路”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重要实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以全新理念为指引
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绿色是“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和内在属性，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合作框架中的延伸。
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功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不少是全球南方国家，生态环境复杂脆弱，普遍存在加速经济发展、提升工业化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与?；ど肪车拿?。很多国家仍处于工业化相对初级阶段，以高能耗、重污染产业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加剧了地区环境承载力的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找到最符合其国家利益所需的绿色发展模式更是关键。
绿色“一带一路”所秉持的绿色发展理念，不同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绿色发展”理论强调的一种将增长与对资源利用、碳排放和环境损害的依赖脱钩的发展模式，而是既突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さ墓叵?/span>”，在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前提下，倡导实现生态、社会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模式，将自然资源资产作为绿色生产要素，寻求将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技术导入自然资源，产出绿色经济增长，高质量地实现工业化和加速现代化，因而更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就是探索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共同繁荣之路，这需要更先进的“绿色发展”理念。
所谓更先进的“绿色发展”理念包含绿色发展过程、绿色发展阶段和绿色发展结果三个方面，而不仅限于西方传统理论所强调的简单发展结果。绿色“一带一路”的先进性和原创性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相结合，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独特性和加强合作的大背景下重新构建“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了与“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发展过程，与“绿色经济”密切相关的发展阶段，以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改善成果和进步的发展结果。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自然资源资产、绿色和可持续技术、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结果中，自然资源资产是经济的禀赋和初始状态，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或构成限制；发展成果是整体绿色发展的结果和现状，可随时间累积；绿色和可持续技术是在将自然资源资产转化为发展成果过程中的核心，在塑造经济和引领发展方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的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的制定，“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平台的搭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国际高层对话等系列主题交流活动的举办等，一方面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生态环保合作与绿色发展提供新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也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充分认同。
锚定目标积极作为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随着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共识和最大利益契合点，全球绿色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碳排放和环境容量的约束性持续加强，绿色发展的竞合趋势也日益明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绿色“一带一路”顺应各国对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希冀，拓宽了绿色低碳的现代化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力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方向前进。
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的讲话，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完善全球生态治理”的主张，阐明治理理念“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厘清治理方向“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治理目标“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强调治理原则“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聚焦治理重点“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坚持先立后破，使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加快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展现大国担当“中方愿同各方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矿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中国积极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今后直至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新蓝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全球能源、气候治理格局和恢复生态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必须与气候行动目标保持一致，必须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以应对全球面临的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等17项共同治理挑战。
为促进共建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中国率先围绕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进行了一系列机制建设，引导相关各方积极参与。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ず献鞴婊范?/span>“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目标、内涵、范围、路径等作出具体规定。此外，出台绿色产品标准认证、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化等相关标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清晰、更具体的绿色标准，有力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实施。2020年，中国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中国宣布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2022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宏伟目标，围绕推进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合作、推进境外项目绿色发展、完善绿色发展支撑保障体系提出15项具体任务。
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有序开展，中国于2015年成立“一带一路”生态环境?；ち斓夹∽?，确定中国—东盟环境?；ず献髦行奈峁┘际踔С值那Ｍ坊?，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工作提供组织机制保障。组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逐步建立从政策协调到项目实施管理的多层级工作体制。积极落实《巴黎协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等，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当前，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部分国家将治理议题政治化、边缘化，片面追求发展的高标准，而非加大发展资源供给，甚至搞“去全球化”“小院高墙”和极限制裁，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气候谈判议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发展的典范，绿色“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多边开放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合作平台。
提供绿色公共产品
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
绿色“一带一路”对全球生态治理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一是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减少项目建设中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全球基础设施的绿色建设提供了示范。如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大量采用了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0万吨。二是促进环保技术交流与合作。2017年，中国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年，设立“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与共建国家在环境保护技术、生态修复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加速绿色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三是提升全球生态?；ひ馐?。中国举办“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年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圆桌会等活动，各国代表分享各自在生态?；し矫娴木楹妥龇?，探讨如何加强合作，促进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形成共同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良好氛围。四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2013年至2023年，中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1%，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五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有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系列援助与交流，在能源、交通等领域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减排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重大挑战。六是有效?；ど锒嘌?。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中注重减少对生态敏感区域的干扰，为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在承建并运营肯尼亚蒙内铁路过程中设置大型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在加纳特马新集装箱码头项目区域建设“海龟孕育中心”。
在“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建设方面，一大批标志性能源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有效解决了所在国用电难、用电贵等问题，帮助这些国家获得清洁、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比如，老挝南芒河1水电站，装机容量64兆瓦，年平均发电量2.25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2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5万吨，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绿色电力，有效保障了万象等高用电量地区的电力稳定供应。水电、风电、光伏电站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点亮共建国家万家灯火，电气化列车、新能源汽车等低碳交通工具满载绿色发展与幸福生活的希望，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物流等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大成果。近年来，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高度重视提高能源效率与资源集约工作，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推动相关领域技术创新，正逐步开辟出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国情与需要的绿色增长路径，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操作的示范案例。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载体。绿色“一带一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逐“各国建设绿色家园”之梦；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案，授“广大发展中国家先进绿色技术”之渔；加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依“共商共建共享”之则；创新绿色发展理念，筑“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之基；聚焦能源安全，促“绿色能源”之可及性，打造了全球生态治理的样板，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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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陈宸、黄延敏（首都师范大学）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增收。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新产业新业态是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选择，是盘活乡村传统资源、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关键点，是强农惠农富农的“助推器”。要借助科技力量、善用乡村文化、强化人才支撑，坚持因地制宜，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塑造乡村经济新动能，开拓乡村发展新空间。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是立足乡村多元资源要素禀赋，依托创新打破产业边界和业态模式，通过产业链延长、价值链升级、全产业融合、生产要素优化形成的现代产业组织形态，包括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智慧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以及农村电商、精品民宿、森林康养、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新业态。
新产业新业态打破传统农业生产边界，有利于拓展乡村产业空间。传统农业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不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不足，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与全环节增值，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乡村经济结构日益丰富,乡村产业附加值和吸引力明显提高。例如，农产品加工业借助智能化、清洁化设备，实现初级农产品精深加工，开发出各类高附加值产品，不仅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也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8.7万亿元。通过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展，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3%。
新产业新业态通过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ず透纳婆┐迳肪?，增进了农村居民的生态福祉。新产业新业态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促进全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例如，应用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养分含量及气象条件，为精准灌溉、施肥、放牧提供科学依据；绿色循环种养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有效对接，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提高了土壤肥力和粮食产能，增加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农田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系数达0.576，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79%，秸秆综合利用率超88%，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7%以上。以生态农业为基础，农文旅实现融合发展，持续释放生态红利，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数22.48亿人次，同比增加15.5％，接待总收入1.32万亿元，同比增加9.8％。
近年来，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接连出台，农村信息网络、道路、仓储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33.78万个，“寄递+农村电商+农特产品+农户（合作社）”模式广泛推广。数据、先进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高效流动，为发展智慧农业、繁荣农村电商、农产品品牌建设等带来重要契机。2023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27.6%；2024年前三季度，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8.3%，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8.3%；截至2024年11月底，全国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定总数达8.1万个，同比增长6%。
但也要看到，当前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需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充分调动资源要素，促进其不断发展壮大。
以科技赋能产业优化升级?？萍际峭贫绱逍虏敌乱堤欢嫌肯值墓丶?，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加快应用，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加速孕育并发展壮大。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产业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培育农产品直播、认养农业、精准农业等新产业。积极利用绿色技术、生物技术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和场景边界，探索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在农业农村领域更多场景应用，推动农村产业向高科技、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善用乡村文化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是我国文化孕育、生长的有机沃土和重要摇篮，乡村文化可以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宝贵资源。要充分挖掘乡村文化多元功能和独特价值，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创新供给文化旅游路线、文化主题民宿等乡村文旅产品和服务，发展乡村研学、文化体验、民俗展览等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创意赋能等方式，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特色产品、服务与业态，将文化存量转变为经济增量。
完善人才培育与引进机制。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对乡村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需相关从业者具备应用新技术、市场运营、品牌打造等方面的能力。要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其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农村电商教学、乡村网红培育等活动，挖掘“土专家”“田秀才”等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本土人力资源支撑。对乡村产业带头人开展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助力其成长为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领头雁”。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提供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吸引城乡人才留在农村创业就业，为乡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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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刘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门，二者的良性互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从“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视角，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领域、战略举措和政策取向，强调“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的两部门结构
数字经济是基于网络空间发展，以数据、算法和算力为关键驱动要素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属于通用目的技术。
与其他技术类型相比，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引发产业结构变革、经济长期增长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通用目的技术推动的经济发展表现为两个产业部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一方面，通用目的技术产业化形成核心产业部门。核心产业部门是新的关键要素产出部门。另一方面，核心产业部门产出的关键要素投入到传统产业，形成融合产业部门，创造出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只有当两个产业部门之间出现良性互动和正反馈的条件下，新的经济形态和持续增长才会出现。
对于数字经济而言，核心产业部门就是数字产业化部门，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部门。融合产业部门则是指数字产业化部门产出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关键要素投入到传统产业创造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构成的产业部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良性互动和正反馈，共同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
从技术视角看，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是基础软硬件和垂直领域软硬件技术体系?；∪碛布际跆逑滴志锰峁┗∩枋┖凸丶度胍?。在基础软硬件基础上，垂直领域软硬件技术体系推动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技术的重组，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两个技术体系的相互交融共同构筑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
数字经济率先起源于数字产业化部门，产业数字化部门则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是产业赋能技术，通过赋能千行百业，不断激活历次工业革命积累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潜力，推动经济步入长增长周期。
基础软硬件创新生态和数字产业化
基础软硬件和垂直领域软硬件技术体系是多元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的产物。它们共同构成基础软硬件和垂直领域软硬件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发展。
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包括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其中，基础层是指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硬件、通用算法和算力支持的技术体系。例如，传感、数据存储和处理、算法框架。技术层则是指将基础层技术转化为算法模型和工具的技术体系。例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应用层是把基础层和技术层技术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例如，智慧交通、金融科技、智慧家居和智能制造。
数字产业化的技术基础是基础层和技术层技术，它们共同构建数字产业化发展的基础软硬件技术体系?；∪碛布际跆逑档拇葱轮魈迨茄芯啃痛笱А⒖蒲性核屯凡靠萍夹推笠怠Ｆ渲?，头部科技型企业主导的产业创新生态为基础软硬件技术体系创新的主导者。
头部科技型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共同构建基础软硬件技术体系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发展。其中，大学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头部科技型企业主要从事基础和技术层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面对技术封锁，基础软硬件技术体系创新和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发展将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垂直领域软硬件创新生态和产业数字化
垂直领域软硬件技术是产业数字化的基础。产业数字化属于融合产业部门，通过把数字产业化部门产出的数据、算法和算力投入到传统产业，提高现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潜力。推动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技术应用，实现通用目的技术的专业化，是产业数字化部门发展的关键。
垂直领域软硬件创新生态的主导者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传统产业龙头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传统产业的龙头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往往成长为垂直领域专业型平台企业?？萍夹椭行∑笠抵饕羌际醪愫陀τ貌闫笠?，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科技服务业，为传统产业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作为数字产业化部门的“领头羊”，头部科技型企业则通过为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传统产业龙头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同样是垂直领域软硬件创新生态的重要参与者。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传统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头部科技型企业共同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与基础软硬件创新生态相比，垂直领域软硬件创新生态体系整体更加庞大，而每个领域技术体系则更加专用化。
应用场景开放是数字产业化发展的前提，为数字技术需求和供给创造条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是应用需求牵引的。近年来，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创造的数字化需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我国的产业数字化首先出现在消费互联网领域，进而带动工业互联网领域发展。随着大模型创新和商业化落地，工业和科技研发领域成为垂直领域软硬件技术体系创新的前沿。在工业领域，垂类大模型对产业效率提升作用越来越明显。在科研领域，AI for Science在各个学科的应用和科研大模型的开发，将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促进两部门互动：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抓手
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门的良性互动和正反馈。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是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数字产业化部门产出数据、算法和算力关键要素。如果仅仅产出了数据、算法和算力，没有把它们投入到传统产业部门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在缺乏回报的条件下，数字产业化部门不可能获得发展。只有当数字产业化部门产出的关键要素被投入到传统产业部门，产业数字化带来的传统产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才能带动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持续发展。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互动表现为基础软硬件和垂直领域软硬件技术体系的交互。两类技术体系的互动在推动垂直领域软硬件技术体系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带动基础软硬件技术体系创新和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从创新主体的视角看，两部门和两类技术体系的良性互动促进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大学通过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服务产业，产业的前沿技术创新为大学的基础研究提供方向和工程技术支持。政府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同时，实现税收、就业和经济增长。因而，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良性互动，是政府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积极推动应用场景开放。以场景创新为抓手，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应用场景开放能够在释放应用需求的同时，实现需求和技术供给的匹配。二是积极培育头部科技型企业及其主导的产业创新系统。重点通过平台企业培育，构建国家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软硬件和垂直领域软硬件技术体系，加速数字经济赋能千行百业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三是创造鼓励数字经济领域“双创”活动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和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通过创业活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四是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数字经济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潜力。数据、算法和算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数字平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因素，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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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杜飞进（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深刻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要求。这对于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并非一般性的要求，而是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着眼点。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而且突出了问题的重要价值和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哲学意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论述从重要哲学方法的意义上，精辟论述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根植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指明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质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前提是取得正确认识，根本在于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过程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目的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创造性发展，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对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并不是从原理推出的结论，也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对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得出的一条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梢运担母锸怯晌侍獾贡贫?，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每一项改革实践突破和每一个重大理论创新，都是为了解决重大的实践或认识问题。新时代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和挑战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336项重大改革举措，针对的正是不同领域的重大问题。正因为抓住了重大问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科技创新能力制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在经济承压前行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面临新的困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开放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建设面临新的问题；等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都是为了解决重大问题开出的管用药方。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顺应改革发展规律，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持续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就能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的主动权。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它不仅表现在我们党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且表现在我们党运用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比如，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面对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情况依然突出，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情况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等问题，创造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找到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新法宝，使我们的前进方向更明确、发展布局更科学、战略举措更有效；围绕回答我国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带来了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针对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关键阶段出现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循环不畅等问题，创造性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找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等等。这些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和理论成果，这些具有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实践突破，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发展始终，以问题为牵引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结果。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抓好工作落实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仅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而且把它作为抓好工作落实的重要要求，使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工作要求覆盖改革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着力破除制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等等。在地方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比如，2023年7月，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在抓落实上取得新实效”；2023年9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锻长板、补短板相结合，坚持加大支持力度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2024年3月，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等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对各级干部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要求各级干部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在领导岗位上、在主管工作中解决新问题、打开新局面。
当前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贯彻不力的个别现象及其根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掌握越来越深入，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打开局面、推动工作的自觉性、能动性也大大提高。同时也要看到，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贯彻不力、问题意识不强的个别现象，从而导致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打了一些折扣，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加以注意。
一是不深入掌握基本原理，对问题想得不深。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掌握不深，对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干工作、抓落实要抓住问题，却不清楚要抓什么样的问题。其中，有的是不清楚客观事物中往往包含着许多矛盾，客观事物的性质取决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问题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予以重点解决。这样的干部因为抓不住工作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陷入对一个个“孤立”问题的疲劳应对中，导致忙而无效。有的是不清楚矛盾往往具有相互联系的特性，也不清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随时可能产生，以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结果往往是在解决完一个问题准备松劲歇脚的时候，却被意想不到的情况打了个措手不及，甚至前功尽弃。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理解不深、掌握不好，根源在于学习浮在表面，没有进行深入思考，是惰性作祟的缘故。
二是不深入掌握社情民意，对问题抓得不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质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解不到位，只追求调查研究的形式和数量，却没有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车子转一转、工程看一看、干部谈一谈、群众见一见，调查研究就结束了。这样所谓的调查研究，自然难以真正掌握真实情况。于是在这些干部中，有的主要从下级汇报和文件中了解“社情民意”，有的把从网上、社交平台上得到的一些碎片化认知拼凑成“社情民意”，还有的坐在办公室中把主观臆想的情况当成“社情民意”。从这些所谓的“社情民意”出发，自然难以抓到真问题、找准主要问题、抓住关键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抓住从间接渠道得到的“伪问题”大做文章，搞得下级苦不堪言，基层负担繁重；有的自以为为群众办好事，办的却是群众不需要的事，而对群众真正需要办的事却久拖不办，跟群众的距离越拉越远。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在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党员干部必须警醒之、力避之。
三是不深入掌握发展大势，对问题想得不远。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不能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也没有认识到只有准确研判形势、善于把握大势，才能找准问题发生的源头和症结。其中，有的是缺乏系统观念，无法做到对各种新老问题统筹把握、系统解决。有的是缺乏全局观念，不能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不善于从老问题及其发展变化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新问题及其生发萌芽中发现事物的趋势性，对各项工作缺乏预见性和前瞻性，因而难以把握战略全局、掌握战略主动。还有的缺乏大局意识，心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打自己的小算盘，不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短期看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似乎占了便宜，长期看却吃了大亏。比如，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的地方有盲目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冲动，什么产业热就追什么产业，而没有关注本地的发展实际、分析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布局情况，这就很可能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资源浪费。
上述种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做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既要加强学习，改造主观世界；又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锤炼优良作风；还要讲究工作方式方法，改造客观世界。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好贯彻落实，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把问题导向作为谋划改革、促进发展的抓手，不断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不断培育发现和筛选问题的眼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培育发现和筛选问题的眼光，首先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会运用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发现问题、抓住真正问题、把握深层问题的辨别力和敏锐性。同时，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对现实问题的发现，只能来自现实本身。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形成发现和筛选问题眼光的基础。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情、抓住症结、解决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的工作方法。1988年，习近平同志一到福建宁德赴任，就深入基层，听民声，察实情，逐步形成“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带领宁德党员干部群众“滴水穿石”“弱鸟先飞”。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关键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调研的足迹遍布12省区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谋篇布局。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的基础。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表现。各地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摸清改革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制定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使其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群众需要，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创造性地落到实处。
不断强化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注重研究和分析问题，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从发现问题、筛选问题到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只有把问题研究深、分析透，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为此，要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目标导向有机结合起来，在统筹把握中提高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目标导向，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问题是矛盾的表现形式，而矛盾是具有系统性的。统筹把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内在要求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目标是指南针，问题是突破口。问题导向是从当前存在的问题出发，思考工作的切入点；目标导向是从要实现的目标出发，谋划长远和整体工作思路。统筹把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既要从目标倒推，列出时间表、路线图，又要从紧迫问题入手，牵住“牛鼻子”，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研究和分析问题时，只有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目标导向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做到当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兼顾、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才能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以全局观念谋划各项改革发展举措，使其协调配套、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增强整体效能。
不断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所有实际能力的获得都要靠实践”“大家一定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增长本领。这方面，关键是要虚心用心，甘当‘小学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智慧和力量。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到人民群众中求教，是我们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基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强调“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就要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同群众交流，向群众请教。广大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带着感情向群众认真学习，带着问题向群众虚心求教，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干部对群众敞开心扉，群众对干部就会无所保留，好点子、好办法就会在面对面交流中形成。要通过解剖麻雀、典型分析等方式，深入发掘人民群众创造的好点子、好经验，并在改革发展实践中不断梳理归纳、提炼总结，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成为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现象、新事物层出不穷，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群众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基层情况千差万别。广大党员干部要扩大联系群众的覆盖面，全面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这样才能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坚定紧盯问题不放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说老问题没处理完，新问题就可以歇一歇、放一放。解决老问题是当务之急，但也要重视新问题，得同步抓。”新征程上，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是老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及其诸多表现形式；也有大量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出现的新问题，如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等；还有发展站上更高台阶后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如新旧动能转换等。多数情况下，新问题和老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能截然分开。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这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要有紧盯问题不放的决心，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推动事业持续向前发展。为此，要保持战略定力，锤炼务实作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盯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把解决问题作为检验能力水平的试金石。要砥砺担当精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耐心和恒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实践中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问题解决和改革落实?；挂髁⑹澜缪酃?，胸怀“国之大者”，把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虑、整体考量，拓宽研究和分析问题的国际视野，找到解决问题、推进事业发展的科学路径。
新征程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就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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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严文波（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唐晨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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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是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巧用其法则事半功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广、影响范围大、目标要求高，这就要求必须处理好稳与进、立与破、谋与干的关系，从而确保改革方向始终正确、改革路线始终清晰、改革过程始终稳定。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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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与“进”的动态平衡中实现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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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论。新形势下，我国既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稳是进的基础，进是稳的动能，二者要有机结合、协调配合，这就要求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既胆子要大敢于突破，同时步子要稳避免冒进。我们既要踔厉奋发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也要尊重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不犯颠覆性错误，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稳与进的动态平衡中实现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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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敢于涉险克难，以“进”拓新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涉及全领域改革的持久攻坚战，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大胆作为。坚持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进”的突破口，积极围绕解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突出矛盾设置改革议题，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牵住“牛鼻子”重点抓准要害问题，以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以此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事业向前迈进。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性事业，有许多未知领域亟待我们大胆探索、敢闯敢试。因此，必须敢于用新的理念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敢于用新的方法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敢于用新的思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积极进取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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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坚持循序渐进，以“稳”掌方向?！拔取笔墙徊饺嫔罨母锏幕?，要在大胆作为的同时稳慎进取。坚持以遵循发展规律为“稳”的关键，在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任务目标和采取行动过程中必须树立全局观念，科学把握各领域之间的客观联系，找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突破点，坚持因时因地充分论证、科学决策，避免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实现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有序推进改革事业。同时，在各领域广泛开展改革举措推进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正确的领导力量、坚持正确的改革思想，这样才能实现改革不偏向、路线不错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定海神针”，保证社会最大的稳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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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与“破”的辩证统一中不断革故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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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与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事物变革创新的一对辩证关系，蕴含着破立并举、革故鼎新的发展之道?！吨泄仓醒牍赜诮徊饺嫔罨母铩⑼平泄较执木龆ā分刑岢隽?/span>“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改革方法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必须深刻把握好制度改革上“立”和“破”的承接顺序和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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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重视破立顺序，先立后破。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旧制度、旧动能与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就蕴藏着“立新替旧”的发展必然要求。因此，要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制定新的政策，实现制度机制的与时俱进，通过以“先立后破”的方式推动旧制度旧动能的适时退出，避免因突然中断旧有生产活动而导致的经济波动和社会不稳定，保证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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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坚持系统观念，破立并举。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如何在繁杂的因素下实现有效的破立并举，警惕和防止“未立先破”“只破不立”情况发生，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掌握的重要方法。因此，必须以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在尊重改革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实现“立中破”与“破中立”的动态平衡，以此推动改革在“得其法”中不断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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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谋”与“干”的主动作为中抓好改革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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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能否在“稳”与“进”中实现向前发展，能否在“立”与“破”中不断推陈出新，关键在于“谋”与“干”的主动作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澳薄庇搿案伞比缒裰揭?、车之双轮，缺一不可，谋是干的前提，干是谋的落点，只有善谋实干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才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部署转化为美好现实，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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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把握时代脉搏，洞察时代大势，增强“一盘棋”意识。将谋长远与谋当下有机统一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必须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既要着眼长远来思考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牵引带动其他领域同步改革发展，为民族复兴谋现代化长远发展；又要聚焦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难题，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改革目标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真实了解人民所需所想，真心关切人民群众心声，多推出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切实为人民幸福谋当下获得感、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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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钉钉子精神”，抓住时代发展机遇落实改革任务。改革不抓好落实，就不可能见到实效。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避免“本领恐慌”，积极主动保持学习能力，善于运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锚定高质量发展短板、生产动能转换瓶颈、现代化治理体系不完善、现代化治理能力不足等改革现实问题，出实招、做实事、求实效，不断强化真抓实干的自觉和担当。同时，改革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接续奋斗才能将改革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以强大的历史耐心对待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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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我们必须深学善用改革方法论，努力在稳与进、立与破、谋与干的过程中实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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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研究”（编号：24ZXQH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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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求是》2025/03
作者：王?。ㄖ泄缁峥蒲г貉Р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几大原生文明最突出的特点。纵观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虽然都曾盛极一时，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最终都未能摆脱衰落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薪火相传，直至今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单元当中独自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完整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中华大地先民从百万年人类史走进一万年文化史，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阶段）、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农业的持续发展为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环境多样，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统考察了距今10000年到35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农业、手工业发展状况。在距今10000年前，我国北方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栽培水稻。农业的起源，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奠定了基础。距今5000年左右，中华先民又从西亚经中亚地区吸收了小麦的栽培技术，引进了黄牛、绵羊，并驯化了野生大豆。至距今43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粟、黍、稻、麦、豆五谷齐备的多品种种植体系和猪、狗、牛、羊的多种类家畜饲养体系，从而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后，中原集团把上述有利条件与正确的治水方法相结合，使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中原集团的力量和影响也由此得以持续增强。
中华文明是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考古发现的都城、宫殿、大墓、礼器与礼制、战争和暴力是王权国家产生的重要实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5800年至4000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探索了中华文明起源初期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各区域相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兹称之为古国。从这一时期以后，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
距今5800年左右，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在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数个距今5800年到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同一时期中小型聚落。距今5300年前后，河南郑州地区西部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地方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就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新津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阶段进入以中原地区夏、商、周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中原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引领者。
中华民族一直以黄帝、炎帝作为人文共祖，自称“炎黄子孙”?；频邸⒀椎奂胖饕疃诨坪又杏蔚厍?，随着以中原王朝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尊崇祭拜五帝的深厚文化传统。不仅作为黄帝、炎帝集团活动主要地区的黄河中游是如此，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流域、华南和东北地区，都把黄帝和炎帝视作始祖。在黄河上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区，都流传着黄帝、炎帝、尧、舜在该地区活动的传说。至于传说中大禹的活动轨迹，更是西起甘青、东至江浙、南达湘鄂、北抵晋冀，遍及中华大地的广阔地区，反映出夏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中国古代各王朝都把祭祀五帝作为国家的重大活动，作为族属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形成了不断“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对五帝的尊崇祭拜与中华一统的观念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显著标识。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以正统自居，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北京历代帝王庙就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的很好例证。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供奉着明太祖朱元璋确定的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16位帝王。到了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王朝，历代帝王庙几经扩建，在其中供奉祭祀的帝王增加到188位，其中既有华夏—汉民族的帝王，也包括北方其他民族的帝王，清代皇帝常去祭祀，乾隆皇帝就此帝王谱系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很好表述。
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虽然发展过程历经坎坷，古代王朝更迭频繁，开创各个王朝的民族主体也不尽相同，但是其他民族都被华夏文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所吸引、所影响，并最终都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如百川归海，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绵延至今。
从考古实证看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识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辉，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此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识。
龙的信仰和崇拜绵延不断。龙是中国史前先民们创造的具有神性的动物，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具有标识性的存在，中华民族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对龙的信仰和崇拜具有久远的历史。在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了用石块在地面上摆成龙的形状，长度达10余米。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座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在墓主人尸骨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堆塑成龙和虎的形状，龙在东，虎在西，与战国到汉代的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神思想在方位上是一致的，暗示出四神的观念可能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同为距今5500年到5300年前的辽宁喀左牛河梁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的高等级墓葬中，都出土了体呈C形的玉龙。这两处墓地同时出土了玉鸟、玉龟、玉人，暗示出当时存在远距离的交流。距今4300年到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几座大墓中各随葬一件绘有龙纹彩绘大陶盆。在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院子内发现了高等级墓葬。其中一座墓中，墓主人躯干上发现一件长64.5厘米，用2000多片绿松石镶嵌而成的龙形器。这件绿松石龙，头呈方形，身体修长，躯干装饰菱形纹饰，这一造型风格被商周所继承。到了汉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思想流行，龙的图案在瓦当等宫殿建筑构件上、在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常可见到。此后，龙逐渐被当成皇家的象征，北京城内的九龙壁就是龙被作为皇权象征的证据。到了近代，龙则成为主管云雨的神灵。
汉字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重要表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从商代的甲骨文到西周的金文、秦朝的小篆、汉代的隶书，从楷书、草书到行书，汉字一直延绵至今，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发展、连绵不断的功臣。100多年来，中国考古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简牍、帛书等，它们与流传至今的《尚书》、《诗经》、《春秋》等诸多文献一起，佐证了中华文明连续的历史。
“中”的思想影响深远。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文化基因，其物化载体可以从国家“择中建都”、都城之中“择中立宫”、宫城之中“择中建殿”上体现出来。距今约5300年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由三重环壕环绕、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内壕以内北半部为高等级建筑，这些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排列。这种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在距今约5000年的甘肃南佐遗址的一号大型宫殿基址、距今约4300年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的高等级建筑群、距今约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和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城中，都呈现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格局和围合式的四合院式建筑格局。这说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人们在中心性遗址的营建上已有考量。到夏商时期，择中建都、择中立宫的理念已初见端倪。周王朝建立后，周成王命周公到洛阳“相宅”，设计洛邑的城市布局规划，将这一理念发展完善为宫室制度。此后，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承袭了择中建都、择中立宫理念的宫室制度，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理念和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到元大都和明清的北京，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
玉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玉器是实证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物质载体。中国人对玉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玉不同的含义。距今9000年到7000年前的东北地区饶河小南山遗址、赤峰兴隆洼遗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等，都出土了玉玦、玉坠等玉质装饰品。这一时期，是“以玉为美”的阶段。距今5500年左右，随着各地区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化的加剧，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权贵阶层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形制十分接近的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距今5000年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了祭神的玉琮、玉璧和军事权力象征的玉钺，说明当时玉器已经具有了通神和祭祀的功能，且被权贵阶层所掌控，进入了“以玉为贵、以玉通神”的阶段。进入夏王朝之后，一些本来是工具或武器的玉器被作为彰显尊贵地位和祭神的器具。到了商周时期，进入“以玉为礼”的阶段，使用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根据等级身份有严格的限制和礼仪规范。春秋和战国时期，玉被作为珍贵的物品，著名的“和氏璧”就是典型例证。进入汉代以后，玉器被赋予祥瑞的意义，在诸侯和王的墓葬中，出现了玉衣、玉璧等具有特殊通神护佑功能的玉器，进入了“以玉为瑞”的阶段。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瓷器和金银器的流行，玉器又被主要作为装饰品，回归了“以玉为美”。直至今日，玉作为装饰品仍被中国人所喜爱。
此外，在民间流传的很多习俗也都体现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如除夕全家团圆吃年夜饭、守岁、放鞭炮等；正月十五闹花灯、二月二“龙抬头”、清明节为逝去的亲人扫墓、端午节吃粽子和划龙舟、中秋节全家团圆吃月饼赏月、九月九重阳节登高为老人祈福等，都有着久远的历史。
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使中华民族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迷失、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沿着自身的历史轨迹发展，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连续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论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辩证关系，强调“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脊叛芯恐っ鳎谢拿髦跃哂型怀龅牧裕嵌嘀忠蛩毓餐饔玫慕峁?。
中华文明善于在积极借鉴吸收外来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华先民从西亚学来用石范制作简单的铜制工具和武器的技术后，与此前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在夏代后期，发明了用范铸法制作青铜容器的技术，经过商代和西周的发展，产生了在世界文明中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大约距今3000年前，冶铁术由中亚地区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冶铁术是用块炼法，这种冶铁技术传到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之后，中华先民吸收借鉴了铜器铸造的方法，发明了范铸法铸造铁器技术，此后又发明了铸铁脱碳的技术，生产出硬度和韧性兼备的脱碳钢。汉代以后，中华先民又先后发明了炒钢、灌钢等工艺技术，极大促进了铁器的普及，为汉代及以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得以连绵不断的重要原因。从距今5000多年前各区域“满天星斗”式的文明起源模式到距今4300年左右，中原地区势力集团持续崛起，影响日益增强。再到夏、商和西周王朝时期逐步完善的礼乐制度、宗法制度等，再加上冶金术等先进的手工业工艺技术，使中原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如同恒星吸引着行星，使周围广大地区的族群和集团仰慕华夏文化、学习华夏文化，愿意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产生明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像滚雪球一样，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向内的凝聚力是中华文明保持统一性、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的重要基因。
包容性使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壮大。这突出表现在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积极吸纳周围其他区域先进的文明因素，不断丰富自己。比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可以看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的存在。作为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重要器类玉璋，最早出现于海岱地区，后被中原集团所吸收，并赋予祭祀器具的功能，在夏代后期和商代向四周广泛传播。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出土了很多夏商王朝系统的玉礼器和青铜器。各区域之间的相互交流，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华文明还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元素，比如在汉代，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域外文明传入中国，佛教就是突出代表。唐代国际交流频繁，唐代乐舞中有天竺乐、高丽乐等，正是由于开放包容，才形成了高度发达、丰富多彩的唐文明。
和平性有利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深知只有和平才能让文明得以不断延续发展。中华民族具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和为贵的理念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与各国交往中，中华民族一直主张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和平交流的桥梁。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播下了和平、合作和友谊的种子，留下千古佳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面对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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